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没足月,瘦得跟猫崽一样,哭声细得像一根线。王家老大守在床边,看着儿子,两眼发红。第三天早上,孩子睁眼了。王家老大凑上去一看,忽然“啊”了一声,手里的烟袋锅子掉在了被子上,烟灰撒了一床,他伸手去拍,指节磕在床沿上磕出了血。那孩子的左眼,没有黑眼珠,只有一只布满血丝的白眼球,像一只完整的、没有开口的眼睛,被钉在了那半张脸上。
大夫来了,看了看,摇了摇头:“天生的,没法治。”孩子身子太弱,没满月就咽了气。
村里人都说,这是报应。老太太的丈夫左眼有毛病,这孩子就长了一只同样的眼睛。连王家兄弟自己也开始害怕了。老大连着几天没出屋,他坐在堂屋里,抬头看着阁楼那块暗沉沉的天花板,烟斗里的烟丝烧了又灭,灭了又续上,像一截始终没烧完的引线。
第二年,王家老二的媳妇也怀了。这次请了大夫守着,全家人都捏着一把汗。生产那天,产婆出出进进好几趟,水一盆一盆地端进去,又端着血水出来。孩子生下来了,哭声比第一胎敞亮些,但接生的产婆没说话,只是把孩子裹好,放在炕角,自己退到了外屋。大夫掀开襁褓看了一眼——那孩子的左眼皮合不拢,从里面长出一串肉瘤,红白相间,像一朵烂了的花,从眼眶里翻出来,贴着脸颊。大夫只看了一眼,就轻轻把襁褓重新盖上了。
老二媳妇在当天晚上就没了。大出血,没救回来。孩子也没活过满月。
王老三在一个月以内,没了嫂子,没了侄子。他去了一趟阁楼,站在那口棺材下面,抬头看了很久。他没有说话,也没有跪,只是站在门口,像一棵被风吹弯的树,迟迟没有折断,也迟迟没有站直。然后在一个深夜,他收拾了一个小包袱,推开门,走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大门敞着,堂屋的灯还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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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老大后来去了外村,重新盖了房子,娶了媳妇。王家大宅里,只剩下王老二夫妻,和一个被扔下的傻姑娘。傻姑娘没走,她好像不记得谁娶过她,也不记得自己生过孩子。她只是住在柴房旁边的半间偏屋里,门是坏的,她拿一块旧布帘子挡着。
那年冬天,姑姥姥和母亲上山扫墓,路过王家大宅。远远地,她看见傻姑娘蹲在院门口,领着一个一岁多的小娃娃在玩耍。那孩子走路歪歪斜斜的,像是站不太稳。他回过头来——姑姥姥看清了他的脸。左眼是瞎的,没有瞳孔,只有一片白茫茫的眼球。和那张画像上的人,一模一样。
姑姥姥说到这里,长长地叹了口气。她靠在藤椅背上,像一个把话说完就空了的人。
“那个小孩,后来长大了。到现在还住在村东头那老宅子里,一辈子没娶上媳妇。村里人知道他那只眼睛是怎么回事,没有人愿意把女儿嫁给他。他自己倒也不恼,一个人住着,安安静静的。有时候蹲在院门口抽烟,一蹲就是一整天。”
她说完这句话,没有再开口。
后来我出了灵堂,一个人沿着村东的小巷子走着。天色已经有些暗了,巷子两边是土墙,墙根下长着枯草,风一吹,草尖抖着,像是有人蹲在墙后面压低了声音说话。拐过一道弯,我看见一个瘦削的老人坐在一间老屋的门槛上,手里夹着一根烟,烟灰积了很长,也没有弹。他的一只眼睛是浑浊的,另一只,白茫茫的,像是从没有焦距过。
他听见脚步声,微微侧了侧头,没有转向我,也没有说话,只是把烟放进嘴里吸了一口。烟头的红光在暮色里亮了一下,又暗下去。像是他这一辈子,都清清楚楚地知道,有些东西一旦请进家门,就再也送不走了。像是那口棺材底下的人,一直没有合上过那只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