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天晚上农业部部长亲自拍了板，第二天一大早，一辆挂着机关牌照的吉普车就停在了城南仓库的胡同口。

车上下来两个人，一个挎着照相机的摄影记者，一个拿着笔记本的文字记者，都是《人民日报》的人。

这阵仗把早起浇水的张建设吓了一跳，手里的水壶差点掉地上，他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见到活的记者。

“别紧张，”张立言拍了拍他的肩膀，顺手把他领子上沾的一块泥巴摘掉。

“就当是跟长辈聊天，问什么说什么，实在不会说的就看我，我来说。”

摄影记者一进院子就被满架子的银耳吸引住了，举着照相机咔咔拍个不停，闪光灯在昏暗的仓库里炸开一团又一团的白光，把那些半透明的银耳瓣照得像玉石雕出来的一样。

文字记者则拉着张千山问东问西，从菌种的来源问到温湿度的控制，从立体架子的设计问到炭火盆的摆放位置，笔记本写满了七八页。

采访接近尾声的时候，文字记者合上笔记本，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这问题显然是事先准备好的，但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明显区别于程序化问答的真切好奇：“你们当时是因为什么，想到要自己试着种植蘑菇的？”

张立言沉默了两秒。这两秒钟里，他想了很多，想那个在东来顺涮火锅的晚上，想一群发小围着铜锅为祖国的粮食未来热血沸腾的样子。

想那个讽刺他们不自量力的资本家小姐，然后他抬起头，对着记者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们的父辈，是从群众里走出来的共产党员，我们作为共产党的接班人，自然要贯彻共产党的理念为人民当家做主。现在国家粮食紧张，老百姓吃不饱肚子，作为社会主义接班人不管能不能成功，我们总要试着去努力。”

他说得很平静，没有刻意的慷慨激昂，也没有矫揉造作的谦虚，就像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但正是这种理所当然，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有力量。

院子里安静了一瞬，然后，所有在场的农业部技术员、帮忙搬运菌菇的工人、甚至那个见惯了大场面的摄影记者，全都放下了手里的东西，用力地鼓起掌来。

掌声在狭小的院子里来回弹跳，震得银耳房的窗户纸都在微微颤抖。

张建设把手掌都拍红了，眼眶也有点红他不知道为什么想哭，明明立言说的都是大实话，可就是让人鼻子发酸。

摄影记者举起照相机，给这群年轻人拍了一张合影。

镜头里，十四个少男少女肩并肩站在仓库门前，身后是一排排长满菌菇的架子，阳光从院门斜斜地照进来，照在他们年轻而明亮的脸上。

这张照片后来登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标题只六个字，却重如千钧《接班人，在行动》。

采访结束后，仓库的局面就彻底变了。农业部全面接管了菌菇种植基地，所有苦活累活，添炭火、洒水、翻菌包、测温度，全都有专业的技术人员负责。

张立言他们十几个人反倒清闲了下来，每天只需要在仓库里转一转，指点一下哪些地方需要注意，哪些细节不能马虎。

从亲力亲为的种植者变成了发号施令的技术指导，这转变来得太快，李为民一开始还有点不适应。

站在银耳房里看着技术员们忙前忙后，自己两手空空不知道该往哪儿放，被周红旗笑话了半天：“你就是个受苦的命，享福都不会。”

但清闲归清闲，责任却一点没少，银耳最后十来天的生长冲刺阶段，每一个细节都马虎不得。

张立言几乎天天泡在仓库里，盯着温湿度计的读数，调整每个房间炭火盆的数量和位置，连通风口开多大都要亲自量过。

农业部的技术员们一开始还觉得这个年轻人是不是过于较真了，但等他们看到银耳房里那些菌包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明显长大一圈的时候，所有的疑虑都变成了敬佩。

半个月后，银耳终于彻底成熟了。